9月20日上午10-12点，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清末民初北京话系统研究》开题咨询会暨前期成果《小额（刘一之标点注释本）》出版发布会，在我中心（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会议室召开。与会的咨询专家有：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中国社会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语文》副主编方梅，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赵日新教授。课题组成员有我中心研究员王洪君、郭锐教授，梯队成员李娟副教授和博士生陈晓、硕士生魏新丽，我中心兼职研究员日本歧阜圣德学园大学刘一之教授、北京经贸大学刘云博士。我中心研究员陆俭明、蒋绍愚教授，我中心访问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孙景涛教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郭力编审、北大出版社杜若明编审也应邀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我中心主任王洪君教授主持。首先，她向大家分发并介绍了本课题这一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7月刚刚出版的新书、刘一之教授点校注释的《小额》。该书包括《小额》最早的小说版（波多野太郎收藏）的全文影印、刘云所撰对《小额》重要价值的介绍和对小说作者松友梅的生平考证、刘一之对《小额》的标点、简体转换校正和1100余条注释。这些注释既有对北京口语词语的注释，也有对清代制度、旗人风俗、衣饰、食品等的注释，不少条目是注释者遍览同时期文献第一次考证出来的，下的功夫很深。
王洪君主任还介绍说，中心在老北京话研究方面最近申请到教育部和北京市两个项目，近一年来在策划出版两套丛书。
一套是我中心资助世界图书出版社出版的京人京语京文化丛书，《小额（标点注释本）》是该丛书的第一本。最近即将出版的第二本是言也著的现代老北京话小说《面对着生活微笑》（郭力、方梅插话：看过原稿，的确如贵中心推荐所说，这是第一部用纯粹老北京口语写就的小说，有重要的语言资料价值。一般认为是北京话代表作品的老舍的小说，带有明显的欧式语法的影响，王朔的小说则属于大院新北京话而非胡同老北京话。）
王洪君：言也的小说全面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细到一斤棒子面的价格，大到尼克松访华时的北京气氛。涉及到的范围也很广泛，既有胡同生活，也有中小学、国家机关、商店的生活，写实性很强。总之，这套丛书的宗旨可看《小额》封底的丛书主编（王洪君、郭锐、刘云）谨志，我们要选择这样的作品：“世居的北京人，当时的北京话，写活了不同年代北京胡同里衣食住行和众生万相。”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本丛书，读者可以直接触摸真正的北京话，体会语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了解语言变迁跟社会变迁及民族融合的关系”，我们的愿望是“对在社会变迁中传承和发展地域文化有所促进。”
第二套丛书是北大出版社的《北京话资料丛刊》。这套丛书是去年秋天北大出版社根据我中心十二五科研规划而向新闻出版署申请到的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目前计划出版我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话研究中心两个单位北京话研究的系列成果。我们协商了彼此的分工，首师大主要是收集并影印出版老北京话资料的原件，我们则选择其中重要的资料进行电子文本的输入、校对、标点，建立有关数据库，并进行研究。近一年来我中心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明年至少有五六册书可以出版：硕士生艾溢芳所做的《〈北京话语音读本〉整理与研究》，刘一之、矢野贺子主持整理的蔡友梅的《益世余谭（标点注释本）》、《余墨（标点注释本）》、刘云主持整理的蔡友梅小说标点本2-10册。
其后，项目主持人郭锐教授做了详细的开题报告。报告中指出，该课题主要是针对清末民初北京话的本体进行研究，既包括语言学角度的研究，也涉及文化、民俗方面。其研究意义在于，北京话在清代成为通用语，但由于材料的匮乏，所以对其研究并不深入。清末民初的北京话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当代北京话及普通话的很多语言现象，都是在清末民初产生的。另一方面，当代北京话与早期北京话也有很多不同，早期北京话的不少现象在当代北京话中已经消失。
基于这种情况，本课题拟定的课题框架为：1、新语料的挖掘与整理。包括早期记音材料，早期域外北京话词典，清末民初京味小说，早期域外北京话教科书，满汉合璧文献，早期京话报刊，民间曲艺，宫廷档案等。但由于经费和精力的限制，本项目先做清末民初这一阶段的材料。2、早期北京话语料库建设。具体为语料整理录入，建立不同时期的子库，对语料进行深加工。3、清末民初北京话系统研究。
系统研究包括：（1）语音系统的研究——还原清末民初北京话的一些语音特点；摸清清入字和常用虚词的读音等。近一年来的研究成果为王洪君指导的艾溢芳的硕士论文，对高本汉《北京话语音读本》（1918）进行了整理和研究。该著用隆德尔音标记录了官话汉语教材的10篇课文的北京语音，并对当时的北京话的声韵调和各级韵律特点进行了细致描写。其中去声的调值为21或31，与现代北京话有明显差异。入声字的归调和虚词“了”的读音也与现代有不同。另外，高本汉以重音、长音为统率，建立了标注北京多层级的韵律层级的符号体系，第一次系统记录了北京话成篇语料。这部重要著作所用音标少有人知，对北京话语音和韵律的论述所用语音学术语繁多，观点新颖而不易把握，因而一直未能得到汉语学界的重视。艾进行的主要工作有，将隆德尔音标及各种韵律符号逐一转录为国际音标，并与汉文文本分栏录入为可直接对照的电子文本，整理出了高氏记音背后的音位系统和韵律层级体系及各种韵律单元的词法句法条件，全部提取了儿化、入声、动态助词“了”的中文例句和记音并进行了初步分析。这一成果，相信可使高本汉的这本重要著作成为能为当前学界利用的重要资料。（2）词汇系统的研究，计划对清末民初北京话词汇系统进行考察；考察清末民初北京话的外来词和新词；对老北京话中的俏皮话、歇后语进行整理研究；词语探源研究。近一年来的研究成果是刚才王洪君介绍的《小额（刘一之标点注释本）。（3）语法系统的研究——对清末民初北京话中有特点的语法现象进行考察（新产生的、现已消失的）。例如被动标记“给”的来源与语法化，认识情态系统的变化，“副+名”现象。现已有的初步成果如陈晓关于清末北京话中“所+VP”特殊结构的研究。该结构是清末民初北京话口语中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所”表示程度深，与其通常的意义相差很大。
报告后各位专家各抒己见，对课题规划提出了各种建议与看法。
孙景涛教授针对报告中提到的《北京话语音读本》语音研究的结果提出，关于汉语的重音和长音问题，应结合方言中的现象进行多方面综合考虑。例如介音的拉长，其具体的语境以及音值，应该如何解释，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另外，汉语轻声的起源问题，汉语各方言轻声在清代之前已经普遍存在，因此过去我一直反对轻声为满语影响说。但现在我想，或许满语也是轻声产生的影响因素之一，或许是汉语自身的发展与满语的影响“合力”，才形成了现在北京话轻声的格局。
王洪君教授则认为，介音拉长或韵腹拉长，只能肯定的是高本汉个人的听感（《北京话语音读本》由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所作），在母语者的感知中的作用还有待考察。不过，非汉语母语者的确能听出汉语母语者自身注意不到的一些现象，从这点考虑，应该是值得关注的宝贵资料。
赵日新教授指出，一些字当前的音值或调值与《读本》不同，很可能是该字在历史上的两读中保留其中一个而形成的，并非是从《读本》记录的音演变为现在的音。因为如果认为这两个音的先后演变关系，从音理上很难解释，例如《读本》去声为21调，现在是51调，不到100年，不太可能有这样的变化。
王洪君同意这一意见，并补充道：上世纪20年代第一次制定的“老国音”有入声、有尖团，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套不同于北京口语的读书音。高本汉记录的是发音人朗读的官话课本的读音，应该是属于北京读书音。高本汉记录的去声单字调21与现代北京话有很大差异，的确应该不太可能是近百年来北京话的声调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比如我们都接触过一些如果现在还活着应该是90多岁，甚至超过100岁的老年人，她们去声怎么样？（刘答，跟现在一样是51调。）所以，《读本》记音也许反映了当时的读书音有自己的声调系统，跟口语有明显不同，这是很有意思的、过去还没有过明确记录的重要现象。清入字（甚至全浊入字）的声调多半也与读书音与口语音的差异有关。
蒋绍愚教授补充道，在高本汉的《北京话语音读本》之前，已经有一位德国学者对北京话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记录，时间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本著作十分值得借鉴。
王洪君教授还介绍说，孙景涛教授有个入声的研究计划，不仅调查清入字单字调，还调查清入字在多音词中的声调，编制了一个含清入字的常用词音调查表。计划调查河北全境多个方言点这些常用词的声调情况。这个调查对我们这个项目中的清末民初北京音系的子项目很有意义，对于最近要启动的普通话审音工作也很有参考价值。希望今后能够跟孙教授有更加密切的合作。
方梅教授提出，对于北京话的研究出现了很多断层。其中对老舍作品语言的研究较多，但是实际上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老舍作品中有很多欧化语言现象，对于它们的处理应该慎重。另外，文学作品中，对话体与叙述体也有较大差异，在研究中应该区别对待。因此，在建设语料数据库的过程中，也应该将叙述体和对话体进行区分语体的标注，这样才有利于在研究过程中对不同语体的语料进行提取。就本课题的研究来说，对语体的标注比对词类的标注更加有价值。
刘一之教授结合方梅教授的观点，也进行了补充说明。她提到，同样是北京人，但具体不同人说话的确有差异，并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的话语更是有语体上的差异，这些都值得研究。并且，她作为地道的北京人，也亲身感受到在小说写作时，叙述部分若也用纯正的北京口语会显得罗嗦繁琐，必须使用一些书面语，才能达到更好的叙述效果。
陆俭明教授针对以上几位教授的发言提出，学界应加强语体研究，不仅是口语与书面语这样的二分研究，还应该注意基于口语的叙述体，更加书面化的叙述体等与实际生活口语的差异。
李宇明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两个看法。一个是，什么是北京人、什么是北京话？普通话的方言基础是什么？都应该认真考虑。跟普通话关系最密切的应该是北京话的音系，值得做系统研究并直接比较。可是，北京话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是什么？怎么研究？北京话跟普通话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是什么关系？这两个方面要更加慎重。清末民初北京话的词汇的数量庞大，哪些是北京特有的，哪些是北方方言共有的，区分起来很不容易。并且其中还要分析哪些是书面语，哪些是纯正北京口语，这也并非易事。语法系统也同样存在能否确定是北京话特有的问题。要注意的是，普通话的规范应该主要考虑中学以上文化水平的北京人的北京话，包括新北京人说的北京话。世界上、历史上许多民族的共同是以杂糅的方式形成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也是如此——语音以北京音为基础，词汇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但同时也加入了很多南方方言词汇，并不是只有北京话的词汇；语法是以近现代典范白话文为基础，也夹杂了南方方言语法甚至欧化句式。所以要研究北京话，要提取出北京话自身的词汇、语法，这项工作并不容易。
第二个是，北京话的来源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北京话的形成可以肯定的是与满人有密切关系。但北京话到底是在满人入关之前就已经在东北基本形成，带入北京后只是最终定型，还是满人入关以后才与北京或周边的汉语接触融合而成，还没有定论。我本人倾向于前一种观点。理由是北京话与周边方言（例如河北方言，山东方言，辽宁部分方言）的差异实际很大，但是却从北京城内一直延伸至黑龙江宁古塔附近的一条狭窄“走廊”的语言很相近，这可能与满人入关路线有关，还可能与清代流放至宁古塔的犯人行走路线有关。
王洪君说，这的确是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普通话在语音上是以北京音系为基础，但词汇、语法并非以北京话为基础。词汇上北京特有词汇与北方词汇的确不太好区分，本项目无力、也无意解决这一问题。词汇上我们计划把重点放在清末仍在使用而当代北京话已经消失的词汇上，特别是要挖掘出与这些词汇相关联的社会制度风俗文化现象，与保留文化遗产的工作结合起来，而不追究这些词汇是否是北京话特有。当然，如果在其他方言还保留这些词汇和相关的文化现象，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语法上，我们计划也不把重点放在是否北京话专有，而是，一要放在是否有南北方言的类型差异，二是要放在是否有北京话与普通话的差异，在这个方面，刘一之教授已经有不少研究，比如她的博士论文研究动态助词“着”，是以北京话为语料，找出的规律跟普通话有很大的差别。（刘一之插话，我们北京话表进行根本不用“在VP”，只用“VP呢”，跟普通话也有差别）。三是要放在是否是北京官话、东北官话或胶辽官话有而其他北方方言没有的现象，比如介词“把”音băi或běi的地域范围，副词、情态词、介词“没”“别”“从”“往”等用去声的地域范围，等等，考察它们在北方方言中的分布到底是怎样的。这一工作将由李娟老师和她的学生魏新丽负责。我们希望对这些问题的调查结果，可以对宇明教授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北京话是否在入关之前就已基本形成——提供一些证据。不过这个子课题没有包括在本课题之中，而是放在了我们申请的北京市重点课题《清末民初北京话系统及探源研究》之中。
我们计划的工作，在影印的基础上还要输入、校对、标点、注释或翻译，主要由刘云老师具体操持，十分辛苦，需要的人力很多，出版费用也很多。目前两个项目的经费是远远不够的，希望今后能争取到更多经费，特别是人工费和出版经费。如果能争取到足够的经费，我们还准备开展对清初文献的整理，特别是对满汉合璧文献的整理。
最后，咨询专家对课题的整体设计、目前已完成的工作、今后两年的规划表示满意，认为本课题在解释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过程、探讨语言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探讨民族融合与语言融合的关系、抢救和传承地方传统文化等多个方面都有重要价值，课题确定的三年的研究范围大小合适，并具有科研含量高的特点。专家们希望中心在北京话研究方面持续投入力量，也祝愿中心在北京话研究方面争取到更多方面更多经费的支持。 （晓晓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