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3日，在北京大学汉语中心会议室召开了关于方言分化、接触之模型的小型讨论会。此次讨论会主要围绕王洪君教授发表于《方言》2009年第3期上的文章《兼顾演变、推平和层次的汉语方言历史关系模型》中提出的汉语方言音韵史新模型展开。会上，王洪君教授就这一新模型作了报告。讨论会由副教授汪锋主持。与会学者还包括：李小凡、孙玉文、项梦冰、陈保亚、张渭毅、王超贤、李娟、陈宝贤。

关于新提出的汉语方言音韵史模型，王洪君教授在报告过程中介绍了新模型中的主要思想。在新模型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区分演变和层次，其中演变是方言自身的变化，不同阶段之间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且通常有音理可循，而层次则是一种方言接触的现象。王洪君认为，汉语方言的演变是一种“续断”结合的演变，并且汉语通语的演变过程中存在着次方言的交替。另外，在汉语方言音韵史中，一直都存在着北方通语对其他方言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在北方地区表现为推平，在南方地区则一般表现为层次。新的模型体现了汉语方言音韵史在这些方面的特点。从新的模型出发，王洪君还指出了汉语方言研究中用历史比较法拟测各方言原始语的重要性。拟测各方言的原始语，对确定方言推平的时间和南方方言的层次有很大的作用。对北方方言的原始语进行拟测，可以确定通语在北方最后一次推平的时间；利用白读层对某一南方方言的原始进行拟测，则可以确定该方言从北方方言中分裂出来的时间。王洪君在报告中还提到了历史分类与创新的问题。守旧和创新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历史上分化的两个方言，有创新的是分化出去的一支，守旧的就是另外一支。创新多半可以定义方言的区域界限，但无法确定方言从北方话中分裂出来的时间。而根据南方方言的白读层和文读层分别具备北方通语哪一阶段的创新，不具备后一阶段的创新，可以推出其白读层和文读层的绝对时间。

针对王洪君教授的报告和新的汉语方言音韵史模型，与会老师都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孙玉文老师认为，在历史上方言的分化和共同语的渗透确实一直在起作用，但是通语对其他方言的推平在语音上很难得到证实，因为各地诗人的用韵一般是一致的，例如先秦的《诗经》音系和楚辞音系就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词汇和语法也许可以作为推平的证据，因为楚辞中的词汇和语法就很有特色，与《诗经》有所不同。

李小凡老师认为新的模型吸收了目前为止关于汉语方言演变的各种不同的理论，吸取其中的长处，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体系，将汉语方言历史关系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斟酌。第一，是模型给人以汉语起源于单一源头的直观图像，这一点上反不如徐通锵1991年的模型。目前关于中华文明史的认识已从黄河流域中游单一起源发展为多源一体，这一点对社会人文现象具有普遍意义。理想的模型应该体现汉语起源的多源性。第二，历史分类的说法不太准确，容易被理解为对某一历史时代的汉语方言进行分类，诸如林语堂依据扬雄《方言》对秦汉时期汉语方言的分类，周振鹤、游汝杰对历代汉语方言区划所作的拟测。而这在本质上仍是对特定历史时期方言所作的共时分类。用历史音韵标准对现代方言进行分类不能叫做历史分类。这个模型实际上是对已分出的各类方言进行历史关系的分析，文章题目就定位在这一点上，不必与方言分类纠缠在一起。第三，推平是该模型十分重要的新的基础性概念，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界定和说明，使之能与层次、换用等现象区分清楚。一个已经形成的方言受到另一个方言的影响，在什么情况下被推平，什么情况下形成历史层次，应该有清楚的交代。第四，图7将闽语处理为直接从上古汉语分裂出来的方言，吴语则是晋代以后才分裂出来的，这与大量文献所记载的历史上各大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时间顺序难以符合，古吴语恐怕是闽语的源头之一。第五，该模型以各大方言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从北方话分裂出来为主线，大体符合实际情况，但“分裂”的说法容易被理解成谱系树模型。换一个视角，不妨说，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以一个最具权威的方言为核心，不断融合各地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由此形成不同的方言，而其自身也不断变化。第六，方言历史研究必须将历史比较和文献考证相结合，二者都不能独立完成历史研究，这一点已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结合得好并不容易，这种结合不能采取两张皮的做法，也不能一概而论地以哪一种为主。若有充分丰富的系统性文献资料，就应以文献研究为主，例如近代西方传教士记录的某些方言的语料就足以反映该方言当时的真实语言面貌。若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那就只能以历史比较为主了。

对于李小凡老师的观点，王洪君老师一一给予了回应。就汉语的起源的来说，不管汉语有多少个源头，在形成汉语之初，就是一个语言，而且考古学发现的黄河流域以外的古文明可能不使用汉语。关于推平的问题，王洪君提出，通语在北方地区的推平应该是没有经历文白异读的阶段的，推平的结果是，某一方言的人用原来的方音说通语的音类分合关系。郭锐老师在这里提出，文白异读是否产生可能与方言和通语之间的差异大小有关，差异越大，越有可能产生文白异读，而小的差异如果被认为是一种口音的问题，就不会产生文白异读。另外，对于吴语产生的时间问题，王洪君老师也给出了回答，从历史比较法的结果来看闽语在现存方言中最古老的，上古时期的吴语已经变为现在的闽语，而现在的吴语是西晋时从北方话中分化出去的，这一点由于模型中不考虑空间问题所以没有显示。王超贤老师提出可以每一个区域画一条纵线，结合空间和时间，但必须将音变转换成音律，一条律画一个图。

项梦冰老师认为，新的汉语方言音韵史模型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型，非常有启发性。关于汉语的起源问题，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单源是比较可行的。关于推平的现象，项梦冰老师根据他对客家话的调查提供了一些例子，多数情况是换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一种由是通婚引起的，小孩子换用母亲使用的方言；另外一种情况在移民后弱势群体换用强势群体的方言，这种情况下会有一些异读；还有一种情况是，客家话的人移民到闽语区后，整个声调系统换用闽语的，声韵还是客家话，这种情况并没有经历文白异读的过程。对于这些例子， 李小凡老师认为，在这种方言换用的过程中，可能也有一个混合的阶段，只是不表现在字音的重叠上，而是表现在音系的混合上。 针对换用的问题，汪锋老师提出了一个疑问，古代背景下的换用和现代社会的换用是否是一样的。王洪君老师认为如果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接触的话，是具有泛时性的，古今差别不大。

项梦冰老师还提出，在重构方言原始语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归属不明的边界方言是否纳入构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致认为可以分别就考虑这些方言和不考虑这些方言做不同程度的重构，重构之后再确定这些边界方言分化的年代。

张渭毅老师从汉语语音史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现在的汉语语音史和汉语方言史的研究是脱节的，现在认为汉语史的发展是散点多线式，但这个模型还是九点或散点一线式的。而且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文献整理工作做得还不够，如果能够每个时期都做出一个音典，最好是一个对照手册，再来看守旧和创新会比较好。其次，汉语史研究中认为通语和读书音是不同的，将韵书、韵图、戏曲放在一起也是不合适的，韵书的传承性是很强，通语的基础每个时期也是不同的，读书音继承性就比较强，唐朝以后读书音和通语差别比较大。另外，南北朝时期和辽宋金时期都有北方通语和南方通语的差别，这一点在模型中也应该予以考虑。

对于张渭毅老师的观点，王洪君老师提出，如果读书音是各地读书人说的，跟通语的性质就是完全一致的。兰青官话直到解放前，都是只有字音分类的标准，没有发音的标准，一直到赵元任录制音片之前，都是没有音值标准的。而读书音尽管在科举的时候是以切韵为标准的，但在各个时期有自己通行的文艺形式，唐诗、宋词、元曲，包括后来的各种曲艺，使用的都不是当地的语音，而是文读音。这里所说的通语就是这种文读音，跟科举考试的读书音也许不同，但它是各地按各地的音系去念的，而且跟土语不同。另外，通语的发展就是九点一线的，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次方言的替换，是一种突变。这个模型也体现了南北朝时的情况，只有当南方建立了汉人政权时，才能产生文读音，每一个南方建立的汉人政权，都会把前一阶段的北方话带到南方。

【记录：小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