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0日，“汉语•汉字音义形编码的规律及演化”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召开。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汉语同族词的音义形三者的关系问题。北大校友、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孙景涛应邀在会上做了报告，题为《古汉语中的元音交替与新词派生》。其他四位报告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董秀芳、叶文曦、胡敕瑞和孙玉文，报告的题目分别为《有关同族词研究的一点思考》、《从谐声字族的角度看汉语复合词的构造》、《位移、作为事件与汉字意符》、《上古汉语音义关联（专著简介和扩展思路）》。研讨会由中心主任王洪君教授主持。与会学者还有：中心研究员或梯队成员陆俭明、郭锐、李小凡、汪锋、李娟，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猛，部分汉语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
汉语汉字的音义形的关系问题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还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各位报告人都曾对这一问题的某个方面有过细致深入的专门研究：1.孙景涛和董秀芳的研究针对汉语同族词的音义关联模式，新词孳生过程中意义类型与音节声母、韵母的关系，意义上“个别/一般”或“隐喻/转喻”与汉字声符意符的关系；2.叶文曦的报告针对双字词与汉字谐声声符与意符的关系；3.胡敕瑞的报告针对汉字的“手”“足”意符与位移、作为事件中的“致使性”的关系；4.孙玉文的报告针对变调孳生新词中意义关联的重要作用（并非变更词类）。这五个报告彼此相关，又各有自己的观察角度和自己的资料基础。虽然这些报告分别曾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发表，但本次研讨会前彼此却并不了解。研讨会提供相互了交流和碰撞的机会，使报告人和与会者均感收获颇丰。与会者希望中心今后多组织类似的讨论，并希望能通知更多的研究者参加。
研讨会还就字本位理论、汉字对汉语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王洪君主任提出：汉语作为一种单音节语言，在语音和文字的编码方式、构词方式的演化等方面，与西方语言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传统小学在这一方面有丰硕成果，需要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徐通锵先生字本位的精华在于确定了兼跨语音-语法-文字三层面的“字”是汉语言文字大系统中基本的结构单位。她还提出“汉语文大系统”的观念，认为不管是专门研究语法、语音、文字，还是研究其中两者或三者的相互关系，“字”都是不可忽视的。一定要充分考虑汉语汉字的独特性，汉语文的研究才会取得更大的突破和进展。与会者同意“字”在汉语中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也指出，对于“字”的定义，对于以字为本位研究汉语语法究竟能有哪些更好的效果，对于汉语的字词关系等等，都还需要更充分、更扎实的研究。

“汉语•汉字音义形编码的规律及演化”研讨会笔录

报告一：
孙景涛《古汉语元音交替与新词派生》（08&09IACL会议论文增补版，待刊）
本研究重点关注所谓“旁转”型的同族词，因为它们很可能反映了元音交替式派生构词（新词孳生）的模式。
基于在“旁转”名义下所搜罗的宏富材料，依凭语音语义互为表里的脉络进行探索，本项研究初步发现了以元音交替为其手段的两种派生构词类型：
第一种类型，表“整体到边缘”。海孳生浒 嵒孳生岩 圆孳生环 筋孳生腱
第二种类型，表“一般到个别”。丘孳生墟 朱孳生赭 质孳生赘 婴孳生鞅
源词与派生词的语音对立均呈现为[-低]~[+低]，即ə/e/i~a

以元音交替为手段的派生构词，其源义与派生义的对立比较模糊，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由元音辅音负载意义的不同特点所造成的。概括起来说，元音表意比较含糊，辅音表意比较精准。这一论断受到前辈学人的启发，比如，中国语言学有所谓“声母主其异，韵母（案：主要指元音）主其同。”（王宁，私下交流）还有，王士元（2002）明确指出：“元音提供声源动力，辅音提供听感差异的基础。“我们相信这一论断，更因为有典型的例证。比如：
王力 蒲立本 李方桂
a. 若（商） *ȵĭɑ̆k *nàk *njak 同意、赞同
b. 诺（春秋） *nɑ̆k *nák *nak 表同意的应答词
c. 谔（西汉） *ŋɑ̆k *ŋák *ŋak 表反对的应答词
若、诺、谔三字存在孳生关系。在由“若”而“诺”的孳生过程中，因为意义差别相对模糊（皆表同意），所以相应的语音变化取元音交替，即 -ja- 变 –a-。与此相对，在由“诺”而“谔”的孳生过程中，因为意义对立相当明显（一同意，一反对），所以取用改变声母的办法，即 n- 变ŋ-。

词义扩大与词义缩小不平衡的原因：
调查中发现，学者们多所论列的词义扩大例大都相当典型，呈现出由下位义变为上位义的演变。可是，以往学者们所论列的词义缩小的例子却大多不够典型，其中有些例子的分析不够妥当，比如，“臭”由“xiù”(气味) 到“chòu”（臭味）从意义上看的确缩小了，但语音形式同时也发生了变化，这与通常所说的词义缩小不是一回事。

一般而言，认知方向是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而不是相反。这是词义扩大例多见、词义缩小例少见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对照我们所发现的“一般到个别”的派生类型，可以发现词义缩小少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由前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因应词义发生缩小变化，很多情况下语音形式也要发生变化，结果是新词产生；而通常所谓词义缩小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词形同一，现在词形已变，出现了新词，自然不能归入词义缩小了。这是词义缩小例少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词义扩大无需改变词形而词义缩小需要改变词形呢？形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有如“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 增加限定义素（缩小）意味着多负责任，这是从善，从善不易，所以要改变形式以有效地负起责任，结果是新词出现，无从形成词义缩小例。减少限定义素（扩大）是推卸责任，这是向“恶”，向“恶”就是懒省事，一切随它去，哪里会有变形，结果是词义扩大例成批涌现。这一差异还可喻之以下面这种现象：有棱角之石块变成河卵石是自然而然的事，无需刻意做什么，无需刻意改变形式以因应这种变化，这是词义扩大的真实写照。切削河卵石以成石器需要增加棱角等特征，需要刻意为之，犹如词义变窄过程中限定义素的增加，其间需要用新的编码以承载增加的限定义素，结果是新词产生，词义缩小例是以寝之。

报告二：
董秀芳《有关同族词研究的一点思考》（“汉语历史词汇与语义演变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杭州2008；《澳门语言学刊》2009年第1期

训诂学里讲的同族词/同源词包括很多异质类型，
本研究重点在构词意义上的同族词
汉语同族词的音义关联基本是词汇性的而非词法性的。

隐喻和转喻作用不同：
隐喻倾向于造成一词多义，如：口1人嘴，2似口的开裂处；规1画圆的工具，2规矩法度。
有时也分化为不同字形，并因字形影响固化为不同的词（同族词），如：
眉~湄（水草交际处。草临水如眉临目。）
因隐喻而造成的同族词之间，多基于某种外部直观的相似性，是从一个具体的认知域到另一个同样是具体的不同的认知域的投射，而不是从具体的认知域到抽象的认知域的投射。投射方向是从熟悉的认知域到不熟悉的认知域。

转喻倾向于构成新词，或字形不同：禽vs.擒 昏vs.婚 右vs.佑 耳vs.刵
或字音不同：饮上声vs.饮去声
形同的一般音有变，音同的一般形有变，音形俱同的比较少。
也即，转喻义较少与原义以一词多义的形式出现，在一般情况下都要有标记。
隐喻和转喻最根本的差别可以概括为：隐喻意义从不用词法手段来表达，转喻意义可以用词法手段来表达。
声母倾向于与语义类相关联：
如果派生词与原词的语义类别有比较大的变化，声母改变。
比如属于词类改变的同族词往往声母有别：肩~掮，层~增，坎~陷，卑~婢。
韵母倾向于与语义的具体特征相关联：
如果派生词与原词的语义类别没有变化，只变化语义具体特征，则声母不变，只变韵母：
溢~盈，帛~幤，孤~寡。
报告三：
叶文曦《从谐声字族的角度看汉语复合词的构造》（《语言学论丛》投稿，待刊）

汉语双字组配成词的一个限制条件：不能属于同一个谐声字族。
如果甲字和乙字属于同一个谐声字族，那么，甲字一般不能和乙字组配。
推论：一个谐声字族的成员只能跟其他谐声字族的成员组配成词，
不能跟同一谐声字族的其他成员组配成词。

原因是什么？
1. 有相同语义特征
2．语音限制
3. 语义编码

存在两个不同的同源关系层次：
同源且同谐声 vs. 同源但不同谐声
前一个层次一般不允许组配，后一个层次允许组配。

族外组配是谐声字参与双字组配的常态。
例外：等待、等时、特等、持时 生性

汉语双字组配仍然有语音方面的限制。
谐声字族对单字的组配功能和构词能力存在强力制约，它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字的组配方向。在汉语言学中，许多基本问题的研究不能离开汉语和汉字关系的探讨，了解字和语素的差异对研究是有益处的。

报告四：
胡敕瑞：《位移、作为事件与汉字意符》（“汉语趋向式之历史与方言类型“研讨会会议论文，09年台湾中研院语言所，待刊）

与时空有关的两类事件结构——位移事件和作为事件
汉语中与这两类事件结构相关的分别是动趋式和动结式

空间事件，多与汉字“足”偏旁的动词有关
作为事件，多与汉字“手”偏旁的动词有关

空间事件，没有致使义的加“足”旁后有致使义
作为事件，没有致使义的加“手”旁后有致使义
潜藏致使语义特征的手、足类偏旁具有类似形态的功能。

两类事件结构分别与时空具有密切的联系
在汉语史上表现出极其相似的发展历程。
它们在上古都有两种表达法：
过程和结果分说与过程和结果合说
分说与合说异曲同工

位移、作为事件与汉字意符的密切关系，
说明汉字（特别是上古汉语时期）是一种高临摹性的文字。

报告五：
孙玉文：《上古汉语的音义关联》（专著《变调构词研究》简介和扩展思路）
音义关系的重要性：音义关系的研究涉及到语言的本质问题。清《小学考》，很重音义。
汉语的变音构词是构词现象，不是构形现象
蛊：腹中虫也。
研究音义关联要特别注意尽可能地占有语料。
以前说四声别义的作用是区别词性，但好多在语料中讲不通，不符合古训。
如： “种”——艺五种（司马贞注去声）
“数”——“数人”古注上声。
“乘”“陈/阵”在《左传》古注中也不是动、名分别对应平、去。
“重”——平vs.去
仔细研究古书，才能发现变调与词义联系的线索和真实的演化规律。
如：“种”——艺五种（去声，司马贞），“五种”是五谷的意思，与“种的”义关联。
一定要与“义”挂钩，才能理清汉语四声别义的线索，不能只从词性上讲。
“去声都是后来的”这个观点不完全站得住。如“去”“上”。“上”“下”不是一类。

讨论

王洪君：原来认为，从是否有同族关系来看，对转比旁转证据强，旁转比旁对转证据强，也就是语音越近，同族的可能性越大。但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是要求音节各个位置上都语音相同或相近，如果“只在一个位置上有不同，其他位置上都相同”也是好的同族词。在其他位置语音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位置上的语音即使相差很大（如sit~set，和景涛讲的ə~a）也完全可以构成同族关系。
孙玉文：王念孙等人做研究，除了语音相近之外，还要找到一个直接的证据，证据很重要。
陆俭明：孙景涛的研究要注意时间性。分清楚时间先后，说两个字是原生、还是派生，是否有同族关系，才更有说服力。
李小凡：对dui”字单独作应答语时北京女孩往往说成 duai，其中增加了语调因素，未必是单音词的元音交替。打电话时的应答语uai被写作“喂uei”乍看也像元音交替。
王洪君：有人（好像是郭小武）做过研究，语气词分e系列和a系列，a系列都是强语气的。
孙景涛：其实说a系列是原词跟语气词的合音或者是发生了语音的转变而构词并不矛盾。由“若”到“诺”，动因是由表示赞同变成当面表示赞同的应答用语。因赞同而当面应答自然要大声，响度最大的候选元音就是 a，选取 a 是很自然的。从另一角度来看，a 系列语气词表示强语气，当面应答需要强语气，所以，“若”后附上 a 以成“诺”也是一个很合理的假设。问题是有无“*njak（若）＋*a（啊）”这样的阶段呢？语言社团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也许根本就是“一步到位”。现汉中的“吧”字赵元任先生说是“不+啊”的合音，很有道理。但有无“不”+“啊”这样的阶段呢？也许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音节了。
孙玉文：首先要确定是同族词，然后再判定哪一个是原始词，哪一个是孳生词。这两步是关键。
董秀芳：关于叶文曦老师讲的，属于同一谐声字族的字不能进行双字组配的问题，我认为可以这样解释：恰恰是因为属于同一谐声字族的字往往意义不相同，是不同的意义领域的东西。比如同一声旁的字都有“小”的意思的话，可能某字指的是“小的狗”，另一个字指的是“小的马”，他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双字组配恰恰是需要两个相同或相近意义的字在一起。所以同谐声字族的字就不能组配在一起。同谐声字族的字只是构词的理据相同，意义并不相关，就像“虾”和“霞”那样。反而像“疼痛”，两个字意义完全相同，很可能只是方言的差别，它们不属于同一谐声字族，这样的反而能够组配在一起，再如“牙齿”等。 同谐声的字往往不属于同一意义领域。
孙玉文：书面语影响口语可能应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
陆俭明：先有语后有字，这个一定要注意，不能完全从字的角度去推语言。
叶文曦：造词已经不能脱离字的影响。形声字之前有一个阶段，那时的编码和形声字和形声字之后的阶段不一样。
大家：给文字编码的时候已经考虑了音义的关系。……
王洪君：有些语音上没有表现的意义，汉字可以表现。比如汉语的意符，不可能所有木字边的字都同音，但木字边是有意义的。再如刚才胡敕瑞讲的“足”、“手”意符表位移事件、作为事件的致使性，也是没有语音表现的。相反，古代有完全同音的字但是意义上没有关系（如假借字或假借的谐声偏旁）。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在于它不完全是通过音去表意。它一方面能够表示音义关联，另一方面能够独立地表示一部分意义，相对独立地反映一个民族对于现实的编码，当然这一相对独立的编码是建立在语音编码已经把现实切分为小的单位的基础上的（可参考王洪君《语言的层面与“字本位”的层面》，《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3期）。也就是说，虽然实际上是先有音再有字，用形去编码的时候，要考虑音义，但其中的义还可以独立于音另外进行编码（如木字边），所以有它相对独立的方面。这之后，一旦文字形成了，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表达方式，它可以单独表达意义（所以韩礼德等把“形”和“音”看作表达语法系统的平等的两个形式系统），也会反过来对语言发生反作用的影响。
陆俭明：之前在上海外举行了一次专门讨论“字”本位问题的会议，还组织了一场辩论会。我在那个辩论会上说，我们讨论问题首先应该在大前提上取得一些共识，如果大前提就不一致，要讨论“字”本位问题，就交不了锋，就会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所以一定先要有一些共识。
第一个共识：语言是不是声音和意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大家认为是不是，如果大家都承认“是”，那我们就可以继续讨论，否则得先讨论这个大问题。（会场回答声：“是”）
好，那么第二个共识：什么叫语法？语法就是小的音义结合体构成大的音义结合体所要遵循的一套规则。大家认为是不是，如果大家都承认“是”，那我们就可以继续讨论，否则得先讨论这个问题大问题。（会场回答声：“是”）
承认的话，那么第三个共识：在这音义结合符号系统中，必然有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所谓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就是它不能再被分割为更小的音义结合体。这一点大家认为是不是，如果大家都承认“是”，那我们就可以讨论“字”本位问题，否则得先讨论这个问题。（会场回答声：“是”）
那好了，语言中那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我们就称之为语素。大家认为是不是？
有人立即反对，说西方语言学里的语素（morpheme）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错，morpheme原是形态学中的概念，不是指“语言中那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可是，在一个学科中，用同一个术语来指称不同含义的概念，是常有的事。大家都很熟悉case这个术语。拿case这个术语来说，在语言学里就就代表了含义不同的三个概念——传统形态学里的case，菲尔墨“格”语法理论里的case，以及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里的case，其含义都不同。我们汉语语法研究中使用“语素”（morpheme）这个术语，其含义吕叔湘、朱德熙先生都下过定义：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如果为了彰显中国语法学的特点，或者说为了彰显汉语语法学的特点，可以不用“语素”，而用带有汉语文字特点的“字”，这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对“字”下的定义不能是笼统的“形音义的结合体”，而还是要定义成“‘字’是汉语里最小的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
王洪君：研究语言不能只看语言的一个层面，只看语法或只看语音，这是结构主义的局限。研究语言还要看语言不同层面之间的关联，这是徐通锵老师字本位的精华。
汉语的特点是“一音节一义”的“结合体”，它跟语法的最小单位是基本对应的。英语中，韵律单位中，是“词”跟语法单位是对应的，语素却不与任何韵律单位对应。
在一个语言系统中不只有一个层面的组合和大小单位关系，还有跨层面的单位之间的关联关系。汉语中是音节和语素对应，英语中是一个重音段跟词对应。
同理，在汉语中语法层面和运用层面，短语和说话层面的单位是对应的（赵元任的零句）。而英语中必须是主谓结构和说话层面的单位对应。
所以说，在使用单位中。汉语是短语重要，英语是句子重要，它们都是跨语法和语用的单位；在备用单位中，汉语是一音节一义的这个单位最重要，英语是词最重要，它们都是跨语音和语法层面的单位。
汉语中的“字”就是一音节一义的那个东西。“花儿”虽然是一个音节，但它是两个语法意义的合音，是派生字，而不是汉语中的基本单位。而连绵字，比如“辗转”是从“转”派生出来的，所以它的底层依然是一音节一义的。汉语中除了外来东西之外，真的不大能找到不符合一音节一义的单位。字本位的“字”并不是指“字形”，而是指“一音节一义一形”的基本单位，少数不对应的，不是基本单位。
在过去，单音节语和多音节语是很重要的一个类型差别，涉及到了构词法、造句法等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什么叫单音节语？是这个语言的词根是单音节的。这就是说，它是一个跨层面的关联。一个语言中最重要的语法特性在于它跨层面的关联，关联在什么地方。汉语是在字上，英语是在词上。所以赵元任先生在一九七几年就说，汉语中“词”是不计数（不重要）的单位，字才是重要的。
字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是跨音韵和语法两个层面的关联点。因为它是一个系统中最重要的关联点，所以它才成为文字单位，英语中“语素”根本不是文字单位。英语中只知道词，不知道字；汉语中只知道字，不知道词。汉语中每个人都能把大的语言单位还原成那个单音节的东西，英语中都能还原成单词。
为什么英语中只用一个word就既能指语法单位又指语音单位，又指文字单位？汉语的“字”就不行？英语需要区分的时候就在前面加限定，分“语法词”“语音词”“文字词”等。汉语中的“字”也完全可以用加定语的办法来区分“语法字”“语音字”和“文字字”，可是用“字”就受到攻击。所以现在是谁掌握话语权的问题。西方掌握话语权，他们用“语素”，我们就不能用“字”了。当然我们借他们术语过来也有好处的，我们就省得说“语法字”，说“语素”就可以了，省得说“语音字”，说“音节”就可以了，然后“文字字”还保持“字”。
但是，这样的术语虽然也可以，但却不能反映这一级单位在系统中的重要性和与英语整个系统的区别。这一术语体系只强调了不同语言在语法单位大小方面的一致，却没有强调不同语言系统的结构基点在什么地方，结构类型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个人感觉，后者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我支持字本位。
主张“字本位”的人，意见十分分歧。我主张的字本位，许多字本位的人似乎不感兴趣，说是听不懂。
陆俭明：汉字确实是音韵和语法的交汇点，形音义的结合点。汉语本身的特点是，它是节律很强的语言。古汉语里的词以单音节为主，也可以说基本上市单音节的。古汉语是语素和词合二为一的语言，音节节律又特别重要，因此我们的祖先选择了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面符号。汉字一旦确定，反过来就会影响汉语。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研究语言的语法，还是不能拿“字”作为单位。我们可以利用汉字的特殊性来帮助研究汉语，这跟以字作为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单位，完全是两码事。研究语法还是要讲“词”，句子的基本单位还是词。我们现在的麻烦在于，语素和词，词和词组分不清楚，或者说分不干净。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字本位”就分开了？就分清楚、就分干净了？也十分不清楚，也是分不干净。只是将这个问题、这个麻烦掩盖起来了而已。
王洪君：我多年来一直在探讨从“字”出发确定词和短语，发表过不少篇基于这一思路的词法论文。最近想把过去发表的词法论文结集出版。我认为自己是走出了与词本位不一样的路子，因为按照字本位的思想，研究汉语语法根本就不需要把字组和短语区分清楚。（会后王注：比如方言连读变调的研究，一直讲两字组、三字组，不讲两字词、三字词，所讲的两字组跟两字词并不相同，不也研究得很好吗？）当然我的工作还很不够，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还需要更多学者的参加。的确，“字本位”如果提不出不同于词本位的分析是没用处的。新基点的分析方法需要许多学者的努力和扶持，这一工作十分艰巨，阻力很大。

附
张渭毅老师的书面发言（那几天忙，会前未能及时看到会议通知）

浅见以为，谐声本来是个音韵学话题，但经过学者一个世纪的努力，已经扩大到形态学、构词学、语法学等领域，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也是汉语上古音研究能够深入的一个突破口。看了各位老师的讨论，有几点浅见，因为没有看到孙景涛老师的原稿内容，或许不及要领，请批评指正：
1.现状。谐声应该从两个层面讨论，一是谐声现象，一是谐声规律。从现象看，谐声是造字法最为重要的一种，既是文字现象，也是语言现象（涉及字和词的关系）。需要关注和利用语文学家关于历代谐声字研究的成果，这一方面的工作，其实今人做得还是不够的，余地很大。从规律上看，对于谐声规律的把握，有一个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自宋起乃至清，古韵学家都已经注意到谐声规律在考证古韵方面的作用，段玉裁上升到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高度，真正把谐声系统和诗经韵部贯通起来，功莫大焉。由此知道，谐声时代的韵部表现跟《诗经》韵部差不多，归部相异的部分可以用时空差异来解释。高本汉首先研究了谐声字声母之间的音韵关系，李方桂进一步提出了比较科学的谐声字的声母谐声规律，已经初步认识到谐声跟形态构词的关系，此后的研究范围扩大到音韵学以外的领域。现今学者初步探索和认识谐声规律，并为此努力。从目前的情况看，两个层面的研究都有深入的必要。比如，汉语上古音研究谐声，目前有两个音韵模型，一是主张单辅音声母说，一是主张复辅音声母说，莫衷一是。采用不同的音韵模型，对于谐声的认识和解释大不相同。这反映了谐声研究初级阶段的认知矛盾。
2.问题和思路一。从音韵角度看，谐声中的种种所谓例外，不是一个音系和一个时代的东西，应该考虑时空的差异，我们近年来尝试采用“散点多线式”的汉语语音史理论框架，尝试解释和揭示汉语史各时期的谐声差异及其音韵层次，我前年指导了两篇此类本科生论文，做了三个部，有初步收获。
3.问题和思路二。从构词角度看，谐声跟四声别义、同源词等音义现象息息相关，研究相互交叉，步骤大同小异。哪些谐声字能够放到到音义结合层面考察，哪些不能，需要仔细甄别和研究。这方面相对于同源词等领域的研究，显得薄弱。语料和事实不够，因此规律性的东西不多，研究也就难以深入。但是，这个谐声字材料的处理工作，必须走在前面，应该有一班人做一个有规模的东西出来。
4.问题和思路三。从文字的角度看，随着大批的古文字材料的出现，需要研究《说文》以前古文字谐声字的变迁规律，需要专门细致的整理。以前的工作，都是文字学家做的，现在应该有一批汉语史专家来做。谐声是能产的造字法，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大量的谐声字，应该把断代的谐声字研究跟历时的谐声字研究结合起来。目前，断代的谐声字研究做得不够，历时研究也就难于深入。断代的谐声字整理研究，清儒做过一些谐声谱，但范围有限，迄今做得最好的是沈兼士先生上个世纪40年代完成的《广韵声系》，另外高本汉也做过有价值的字典。目前对于其他韵书、字书和音义书的谐声字整理，还没有像样的成果。
总的想法是，谐声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崭新的、富有前途的领域，是最具有汉语研究特色的领域之一，汉语研究涉及的诸多现象及其方法论的视角都可纳入在内。目前的研究是初步的，需要文字学工作者、汉语史工作者和语言学工作者通力合作，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加以开拓，有所贡献。